我父亲张知辛和《人物杂志

作者: 来源: 发布时间: 2018-11-12 17:15 字号:【

  因为沒有明确的史料可以查阅,我推断:以人物为主题,以人说史、以人论事的近代中国第一本刊物,是创办于1946年1月的《人物杂志》。创办人是我的父亲张知辛。1949年4月,出版三年零四个月的杂志在的重压下被迫停刊。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,经军管会批准复刊。1951年因父亲奉调北京工作,《人物杂志》出版几期后自然停办。前后五年多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息一段,但这段时间的跨度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。纵观国内的报刊,完成跨越的仅寥寥几家,每一家都有着记载和研究的历史意义、历史价值。

  我手里有一本《人物杂志》三年选集。这是父亲的老朋友夏梦辉先生1987年11月29日在苏州的一个旧书摊上购得的。其时,距父亲在“文革”中被已有19年。选集既是《人物杂志》三年艰苦办刊的历史见证,又是我们子女对父亲永远怀念的珍藏。这本选集已被中央档案馆复制入档。

  父亲为什么要在1946年中国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,在反动统治的核心地重庆,办一本进步刊物呢?这与他之前的经历紧相关联。

  父亲1910年出生在湖南一个农民的家庭。1927年17岁参加湖南农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曾任全国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总干事,他的工作,受中共南方局领导。

  重庆谈判失败,父亲在宴别即将辗转赴解放区的郭沫若时,提出想去延安的意愿。周恩来知道后,亲自找他谈话,希望他坚持在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。那段乱云飞渡的日子里,当局知道我父亲的才干,也极力拉拢。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三番五次劝说父亲去南京政府任职,被父亲婉言拒绝。张道藩哪里知道,父亲的心早已归属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。

  父亲认识到,完成周恩来的嘱托,最重要的是影响各阶层人士投入反独裁、反内战的斗争。他经过缜密思考,决定以唐太宗的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”的名言为宗旨创办一本刊物,借古喻今,唤起警悟。

  共同参与筹办刊物的只有四人。另三人是重庆地下党《挺进报》特支宣委蒋一苇(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)、地下党员高明医生(1948牺牲于渣滓洞中美特务合作所)、历史学家陈伟芳(解放后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)。

  他们都是与父亲长期相知、志同道合的战友。特别是蒋一苇与父亲的相识,富有传奇色彩。1938年,蒋介石下令焦土抗战,长沙大火。28岁的父亲是民众撤退专列的总指挥。当他看到站台上只剩一对惊慌失措的母女还没上车时,立即跳下已经缓动开行的火车,把她们急推上车安置好。母女俩就是蒋一苇的母亲和妹妹。为感谢救命之恩,蒋一苇找到了我父亲。他当时是空军的机械师,对军队的腐败早已深痛恶绝,却不知出路何在。我父亲与他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,使他觉醒。他说,是我父亲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  父亲出身农家,只有初中文化,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自学成材,写一笔好字,写一手好文章。对于办刊物,却从未有过经历。

  因此,在《人物杂志》筹划阶段,父亲通过各种方式,与郭沫若、阳翰笙等求教探讨办刊的方向方针方法。并由蒋一苇向中共南方局作了汇报。南方局确定由《新华日报》积极予以配合支持,並共同商议组稿办法。

  经过将近半年的筹备,《人物杂志》于1946年1月创刊。父亲撰稿的创刊词强调了办刊的三个目的:“我们这个杂志,必须以科学的、客观的、批判的态度,使读者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判断。这是一。对于现代的人物介绍,使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去正确了解一些事实,正确的认识这些人物。这是二。从过去到现在,为着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物介绍,对于目前中国正在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们,相信是可能给他们以鼓励和勇气的。也必然为一些傍徨中的青年,指出一条正确的、奋斗的道路。这是三。”

  按照这样的宗旨,《人物杂志》所选刊记述的古今中外人物有:郁达夫、航空专家周行功、导演应云卫、职业教育专家费达生、伽利略、沈钧儒、胡志明、章太炎、何香凝、林肯、郭沫若、鲁迅、闻一多、詹天佑、梁漱溟等。当然也有希特勒、孙科、胡适、魏忠贤等被唾弃的历史和当代人物(按文章发表前后排名)。另一方面,杂志也刊发了许多默默无闻的人物的传记,其中有中小学教师、乡村工作者、民间艺人;也有獄吏、妓女等底层人物。“他们是比较没有政治性的人物,但他们的纯洁、朴素、善良,却正是对卑污可恥的劣吏豪绅们最好的讽刺!”这是《人物杂志》有别于其他刊物的鲜明特征。

  作者和读者是保证刊物品质及发展的两条生命纽带。《人物杂志》的进步性、斗争性、真实性和贴近性,天然地拉近了与作者读者的距离。一大批著名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主动为杂志写稿且声言不要稿费,获取的报酬仅仅是邮寄五本刊物给他们用以送人扩大影响。作者有:周恩来、郭沫若、王芸生、周谷城、邓初民、吳晗、刘半农、朱自清、高士其、华罗庚、郑公盾等;还有外国作者。

  作者队伍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军的建立:一个方面军是与父亲有长期联系的各界进步人士。他在抗战初期曾加入阎宝航领导的新生活运动,1937年又转入邹韬奋主办的《生活周刊》任服务部主任。1938年受党的委派任全国慰劳总会总干事。会长是陈诚,郭沫若担任副会长。这些经历,推助父亲在抗日民族统一的旗帜下结交了很多爱国志士。而且由于他的正直无私低调热诚,主办杂志得到很多朋友的主动贈稿;第二个方面军是重庆地下党支持建立的。我们所熟知的江姐、陈然烈士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许晓轩都是父亲挚友,给了很多的帮助。同时根据斗争需要,《挺进报》也及时安排稿件,送到杂志发表。第三个方面军,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军,是从读者转变为作者的一支队伍。这支队伍如何建立?我当时幼小,不可能知道父亲的独到眼光和付出的艰辛。杨天堂是《人物杂志》的一个读者和作者。他曾著文述说这段让他终身难忘的经历。

  1947年春天,杨天堂为《文汇报》写了《闻一多与朱自清》的文章。编辑黄裳将稿件转到《人物杂志》。稿件发表以后,杨天堂收到了刊载文章的《人物杂志》和我父亲的亲笔回信。作为作者,他为敢登他文章的勇气拍案;作为读者,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鞭笞黑暗的阵地。此后,他陆续写了揭露北京大学训导长、后任青年部长的陈雪屏、北大图书馆长胡适走卒毛子水、为蒋介石《中国之命运》做哲学图解的某教授等劣迹的文章在《人物杂志》发表。他最为感激的,是杂志连载了他回忆老师闻一多的长篇文章。杨天堂后来被我父亲聘为北平特约记者。杨天堂在平津战役时加入的军队,一路随四野大军南下。解放后在长沙工作。办刊办报,首要的就是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,《人物杂志》的这一经验,今天仍不失为经典。

  《人物杂志》在读者中反应之强烈更是始料未及。杂志每期发刊以后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封读者来信,述说他们在漫漫长夜里的心绪,述说他们的渴求和期待。

  一位读者致信说:“我是贵刊的一个长期而忠实的读者。‘人物’的精神感化了我,教我认识了是非和善恶。我现在也向恶势力挑战了。虽然会因此引起痛苦的后果,但我不怕。”另一位读者写信说:“首先,得向贵刊申明的,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娃娃。我曾向我的爸爸一再谈过,他始终是那样吝啬,不给我多的钱。而我所汇上的钱和邮费,都是我妈妈私下给我的。”两个读者代表着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广泛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,对《人物杂志》特有的殊爱。杂志社在三年总结中写道:我们每读到这些充满了热情,表示关切和鼓励的信,我们的心就不禁颤动起来,有时,竟感激得热泪盈眶。每遇困难问题低头沉思,一想到读者这些来信,就会立刻抬起头来,仿佛得到了解决困难的巨大力量。由于读者的热烈支持,才使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悲观、失望和彷徨、动摇。也才使我们有面临任何艰难,仍能奋斗向前的勇气。

  《人物杂志》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呢?杂志公开发表过一段话予以概括:“从创刊到休刊的期间,正是光明与黑暗搏斗最激烈的日子!正是民主与反民主走向决战的日子!正是政治逆流表面上最高漲的日子!正是进步文化完全被扼杀的日子!正是罪恶的黑手进行残酷地榨取与剝削,使大多数善良的人民走向饥饿,走向死亡的日子!”编辑部还曾具体的描述黑夜中带来的困境:“许多作家离开了大后方(按:指重庆),许多进步刊物先后夭折,本刊失去了相互呼应的友军而孤军奋战”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,正是依靠着重庆地下党的领导,依靠着作者的尽心支持,依靠着读者全力的拥护,父亲与他的同仁们才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坚持“维护真理,维护正义,是非分明,善恶分明,爱憎分明”的办刊原则,使《人物杂志》在坚持中稳固发展,先后建立了重庆、汉口、上海三版,影响遍及全国。这在今天看来,仍然是一个奇迹。

  父亲工作起来是不分昼夜的忙碌。他既主管编辑部,又要操劳经营;既要联系作者约稿和交流,又要给无数的读者亲笔复信。既要以“鲁锐”的笔名每期撰写《人语》专栏杂文;还要经常在家中会见各方的朋友,分析局势研究对策。但所有人担心他的,还不是因忙碌影响健康,而是《人物杂志》面临的双重难题。

  那时办刊,真是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困难。首先是没有经费的正常来源。筹办费用只有父母亲在慰劳会的遣散费,岀版后的开销主要依靠读者订阅的收入。父亲办刊追求的是社会效益,订价绝不能超过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程度,所以杂志社每每是入不敷出,开支省之又省。没钱顾员工,我母亲和亲朋好友均参与邮发并兼顾日常行政事务。那时我家有七口人,记忆中每天吃的都是菜泡饭。尽管这样节省,杂志社还是面临着“严重的经济压迫”。编辑部在致充分信赖的读者公开信中说:“我们曾经受过饥饿的考验,甚至为无钱吃水用水的问题所困扰,刊物印出了没有邮费寄发……”

  在反动统治的腹地,出现一家进步刊物唱对台戏,这不能不引发反动派的仇视与报复。监管严查是家常便饭,更不堪忍受的是特务无日不行的骚扰。我们那时住在重庆的督邮街,巷口邻居都知道特务天天在我家周围盯梢,他们经常悄悄地告诉我母亲,“门外有狗”。我们小时候,就经历几次特务军警牵着狼狗半夜查抄。查抄时的恐怖,整日的提心吊胆,九五高龄的母亲至今回忆起来,仍觉心悸。

  随着解放战场的节节胜利,敌人的迫害也步步进逼。先是蒋一苇奉地下党之命转移香港;接着是高明医生被中美特务合作所逮捕抓进渣滓洞集中营严刑拷打。特务问他《人物杂志》是不是办的?張知辛是不是?他未吐一字。牺牲时年仅三十几岁。

  在这严重的危机关头,蒋一苇根据党的指示,要父亲立即撤离重庆,转道香港。但父亲並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刻临头,顾及还有一期刊物将付印,坚持不走。直到有天深夜,在重庆警备司令部任少将高参的朋友金戈急急赶到我们家中,说父亲的名字已经列入明天抓捕的黑名单了,父亲才连夜去四川乡下躲避。《人物杂志》就此休刊。很显然,如果沒有金戈报信,我们一家可能早已死于非命。金戈1951年被,我至今认为这是个错案。

  重庆解放前夜,父亲又冒险回到家中,与地下党的同志共做迎接解放的准备。解放军入城的第一个黎明,横跨督邮街的第一幅欢庆的标语,解放碑矗立的第一幅巨大的“胜利”油画,都是在我家中赶制的。

  父亲張知辛创办的《人物杂志》,是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,在新闻出版的阵地上,刺向黑暗的一把匕首。《人物杂志》在新中国的解放史上,在新闻出版史上,应该有其不被忘记的历史文化地位。

  《人物杂志》从1946年诞生到1951年自动停刊,虽然只有短短六年的生命,但父亲战斗不息的顽强精神,必定会永久绽放生命的光辉。让我们毕生回首望去,始终感到震撼与自豪。

  我和弟妹们长大成人后,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;没有忘记父亲的奋斗精神;没有忘记对他事业的传承责任。1962年夏,蒋介石叫嚣,父亲毅然支持我参军赴东海前线,在一支英雄护卫舰队当了一名水兵,多次参加围歼军舰和特务船的战斗,立功受奖。1968年,没有死在蒋介石屠刀下的父亲却被冠以“老手”的罪名屈死在绑架囚牢中,骨灰都不知遗在何处。我也是凭着父亲遗传的骨气和勇气,不畏惧“”的淫威,冲破重重压制,几次赴京上告为父申冤。在王震将军、孙起孟前辈的直接关注下,终使父亲昭雪平反。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五室安放的,是父亲的衣冠塚。1982年,我进入上海《新民晚报》工作。那年我四十岁,大专肄业,沒接触过办报。但是,一张白纸的我,却终日感受到父亲的鞭策而加倍努力,勇闯禁区,改革新闻。1995年荣获了中国韬奋新闻奖。邹韬奋曾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《教育与职业》杂志创刊的第一任主编。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,实际上是党领导的、“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教育团体”,父亲在抗战时期就应孙起孟之邀,能源人物参与其中的工作。许是命运刻意的安排,1985年《教育与职业》复刊,由孙起孟点将,我担任的也是第一任主编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笔题词:重放光彩。我学习父亲也乐于在报刊上写杂文,遵循父亲为我起名“攻非”的批判精神,投枪数十万字刺讽腐朽。我大妹妹張明非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唐宋文学专家,写有多部学术专著,曾获曾宪梓教育奖。其他的弟妹也各有所成。这是子女对父亲在天之灵最大的慰藉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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